1979年盛夏，石家庄西南的麦田刚刚收割完星火配资，魏振德的儿子背着书包回村，边走边琢磨“ABCD”到底该咋念。进门他嘟囔一句：“老师说开学得学英语。”正在择菜的许燕吉抬头笑了：“不会就先把26个字母背顺溜。”这句顺口提醒在学校引起轰动——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头戴草帽的农村妇女懂外语。
校长专门派人来请，见面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国家落实政策了，您得回单位。”这才把许燕吉尘封多年的身世掀开一角。消息传出，村里炸了锅：“原来她是北平大教授的闺女？”魏振德也愣了半晌，憨憨地挠头：“闺女的身世跟日子有啥关系，咱还是得种地。”
时间拨回1933年3月，北平残雪未消，许燕吉出生在书香门第。她父亲许地山是燕京大学著名学者，写《落花生》的大作家。八岁那年，香港的海风还带着甜腥味，父亲却在午睡中猝然离世。半年后，日军攻入维多利亚港，母女开始四处流亡。
抗战胜利后，全家落脚南京。新政权建立，年轻的许燕吉考进华北大学农学院，对农业改良充满理想。1954年毕业，分配到河北省农业试验站，科研和家庭两线齐头并进。命运却突然转弯——1958年“肃反”，她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判刑六年。
牢里失去刚满周岁的女儿，随后丈夫提出离婚。一纸判决，一份离异证明星火配资，把她推到人生谷底。1964年刑满，她拒绝回南京，不想拖累仍在教育战线工作的母亲。组织把她安置到石家庄第二监狱做工，后来又发往郊区农村“劳动锻炼”。
那几年，许燕吉头顶“反革命”帽子，收工路上总有人指指点点。好心的大婶劝她：“再找个老实人过吧，有个名分省事。”媒人介绍的魏振德，陕西武功人，比她大十岁，不识字，前妻早逝，留下一个儿子。见面第一回，两人把条件摊在桌上。许燕吉说：“我成分不好，将来可能牵连你娃。”魏振德回答得直：“我只求晚上家里有灯，有人给娃热馍。”
婚后清晨四点，他们挑着粪筐下地；傍晚回到窑洞，一起生火煮面。文化差距并没成为障碍，最紧要的是日子能顺溜往前走。村里人渐渐忘了她的“反革命”身份，只记得她针脚细、算盘快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政策春风慢慢吹到基层。1979年那场“学英语”风波，让许燕吉重新与社会接轨。原单位的复查通知很快送到，她被恢复公职，补发工资。魏振德憨厚，听到流言说“文人回城准得甩农村汉子”，他只闷声种地。许燕吉主动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我不是那种不讲道德的人。”
1981年秋，他们一家三口搬进南京农科院的宿舍楼。魏振德当起临时工，负责苗圃浇水，活计不重却认真得很。邻居好奇问他怎么学写自己名字，他笑道：“媳妇儿手把手教，一笔一划不含糊。”夜里灯下，许燕吉批改试验数据，他在旁边练字，偶尔探头问一句：“这行算术对吗？”
2006年2月，魏振德突发脑梗。医院里，他攥住妻子的手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那双干裂的指头弯成一个“OK”的姿势。85岁的生命就此停住。许燕吉遵从继子的安排，搬去同住。
2014年10月1日，南京秋雨连绵，81岁的许燕吉诊断出癌症。住院那天，她让护士把纸笔递给自己，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读书与种地，本无贵贱之分，守信才最难。”
一生辗转，她从教授之女到“右派”囚徒，再到农妇、研究员，身份换了又换，没换的是那句承诺。娶了个知识分子到底亏不亏？魏振德早已给出答案：家门口总有人等他回家，这就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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